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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可信吗,竹书纪年否认禅让制,能说明司马迁虚构夏商周历史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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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讲,司马迁写史记还是比较中肯的,应该不存在什么刻意虚构的情况。

请允许我为他辩白一下,再说禅让制的问题,我们先分析他这个人,首先他是个正直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公元前九十九年,汉朝与匈奴打仗,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兵败被俘,本意诈降,寻机脱身,但是汉武帝以为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要处置他的家人,司马迁因为深知李陵的为人,不相信他会投降,便上书为李陵解释,很多大臣都让他别掺和,他还是上书了,最后被勃然大怒的汉武帝打入狱中,施以腐刑,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为太监的原因。

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坚决认为李陵并不是真的投降,从此可以看出他心中对于真理的坚持。

而且他的父亲本来就是史官,他原本也要子承父业的,在他父亲在时便与他说过要写一本史书,但是呢觉得自己知识还欠缺所以一直没写,司马迁在成为太监之后写史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秉承了其父的遗志(他要是乱写对得起他老爹么?)。

而且司马迁写史记很多事件都是亲自去考察的,走遍了全国各地,综合这些种种,可以确定司马迁虚构历史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能说他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么?那肯定不能,史记中还是有很多不实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很多事情都是他从别的地方打听来的,别的古籍怎么记载或者说传言怎么记载他就怎么写,有些地方不对也不能全怪他,毕竟那个时候可没有考古团队。

我们再来说说禅让制到底存不存在,个人认为禅让制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司马迁所认为的禅让制太过美好了一些,难道你们以为所谓的禅让都是心甘情愿的禅让么?这可不一定。

首先上古社会制度并不完善,社会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谁有才能,谁能领导大家,谁能为人民谋福利,谁就能当首领,当时的首领是人们推举出来的,可以说帝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意,那个时候阶级观念还没有形成,没有皇帝,也没有天子这个说法,帝权根本就不稳固,也没有能用于稳固帝权的政,治工具,老百姓觉得谁能当首领就推举谁当。

现在说起来三皇五帝那么风光,很有可能在当时他们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样。

当一个人的能力不再被大家认可的时候,百姓就会推举别人,对于得到民心拥护的新人,能不让位么?由得他不让么?

也许大家觉得我这样认为有些偏激,但是这种例子并不是没有,三国后期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帝位给他,当他坐上皇帝位之后说了一句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那么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舜禹当年所谓的禅让,很有可能跟他一样,是逼位的,这虽然只是他的臆测,但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因为当时舜已经老了,而禹因为治水成功获得了很多人的拥戴,已经成势,即便逼位,也是有可能的,更何况舜本来就是禹的杀父仇人。

所谓的禅让,可能并没有司马迁想的那么美好,也许只是古代帝王们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当然,到底有没有真心实意让位的呢,我觉得还是有,只是可能很少,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三皇五帝,他们也是人,并不是神。

关于《竹书》否认禅让,是否能动摇《史记》史学地位问题,是不少网友关注的问题。是禅让还是夺权问题尽管争论几千年,但并未动摇《史记》的正统地位。禅让说仍然被认可,只是多了一个异议而已。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竹书》《史记》关于禅让制记述的来源不同,目的也不同。

一是禅让说来自儒家,儒家也并非自造,来自上古传说。这种传说得到普遍认可进入官方,才成为古籍。儒学根源在西周的官学,那时还没有诸子百家。这种禅让说历史悠久,并且正统,这是《竹书》来源不及的。

二是《竹书》夺位说源头在何时?目前所见,只是战国法家提出。除《竹书》外,《韩非子》也有此论。两书否定禅让源头在那里,并不清楚。但法家之说比儒家之说和西周整理的《尚书》肯定晚,也不是主流。

三是关于人性善恶的认知,儒法两家不同的原因是治民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

儒家主善,法家主恶。主善者多树正面历史形象示人,意在行王道以治民;主恶者多揭恶劣形象示人,意在推行严酷法令以治民。

基于两家理政治民方式的不同,决定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不同,导致手段不同。是否禅让,也必然成为各自宣扬政治主张的根据。儒、法两家在述史上必然不同。儒家多溢美之处,法家多损毁之处。

二、上古三代禅让制选贤传位,也许是处理和弥和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族融合后的矛盾所需。历史上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后,融合部族之间关系,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权力传承规则。而选贤禅让则是唯一弥和部族矛盾的最佳方式。

联盟时代,部族众多,属松散联盟,不是专治帝国,要避免血腥夺权,只有选贤继位才能服众。周初实行大封建,并没有象秦始皇一样中央集权制,也是灭商后客观形势的需要。

三代时万邦林立,是决定选贤禅让制度的社会基础。是种必然选择,并不是儒家的美化。

帝制以来,每个朝代不过300左右年则改姓换代,道理是一样的。家天下必然导致异姓造反而取代。禅让制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初民主制度。是这种原始民主,避免和减少了血腥战争。

三、《竹书》为战国或魏襄王墓出土竹简编出,出土时已被盗墓贼不准搞乱,出土竹简很多,连穆天子西游也发现于此。《竹书》只是选编出的一种。西晋历经两次编选整,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最后成书也在战乱中遗失。今传世两种,古本系从各古书引用集录而成;今本虽称依古本,然而后世多诟病,篡编之处很多。清代王国维逐条批驳。‘’法出三晋,儒尽邹鲁‘’,儒法两家论史多有不同,司马迁首先是世代史家,其次才是倾儒。儒家史学采自官学,其可靠性应该比魏襄竹简高。《史记》应该比《竹书》更可靠。

关于禅让制,不能偏面轻信法家之说而否定《史记》的正史地位。

当然,儒家溢美三代禅让,也不可全信。即是父子相传,也有个中细节不同,何况选贤禅让。但诸子百家所言相逼囚禁,并没有否定禅让制。如果没有选贤制,东夷穷小子舜帝,就不会历经20年培养后才上位。不管上位过程中细节如逼退等是否真实,禅让制度是存在的。其培养过程即可证明禅让制的存在。

争议之处,在于具体方式和方法上,不在禅让制度本身。不论《竹书》还是《韩非子》所讲都是细节问题,不是制度有无问题。

总之,传世的《韩非子》和西晋出土的《竹书》,只能算另一种传位细节的说法。无损于禅让制度的记述。也不能否定《史记》之说。

就象《赵正书》中二世‘朕奉遗书’字句,不能推翻《史记》中二世矫旨上位一样,矫旨上位仍可以称奉遗旨上位。是不能证明没有矫旨的。

最后说一下题目问题,禅让制与夏商周无关系,建议题目应该审核,答题者若按题主所问,则风牛马矣。